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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教室里的文学鉴赏课

医学教室里的文学鉴赏课

阅读不应该是奢侈品,而应该是生活中可持续的事物。对被繁重的工作所累,而无暇反思道德问题的医务工作者来说,通过文学鉴赏以自省显得很必要。

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一间教室里,我以女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(Emily Dickinson)的诗篇作为一堂文学课的开端:

以眯着的、探索的眼,

衡量遇见的每次悲伤,

想知道,它是重如我,

还是轻胜自身。

这一幕有些奇怪:星期二深夜,我,一个外科住院医生,正在给30名学医的同学读诗。台下的学生中,有一些穿实习医生的便装,有一些穿牛仔裤,看不到一件白大褂。过去4年里,作为这个团队的领路人,带他们阅读经典文学,已经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。

学生们都在教室或病房里辛苦了一天,医学教育和工作让他们不安。我自己对这种感受深有体会。我的医学院生涯是从解剖实验室开始的,一周过后,在系统地解剖面前的无名遗体时,我的内心已完全被惶惑充斥。

此后两年,我开始了临床实习,很快适应了病人及家属的高声呼喝,学会了快速高效地完成工作,生怕怠慢了谁。在这种情况下,学会以超然的心态保护情绪和身体显得非常必要。问题是,我几乎没有时间慢下来——忽视自身的想法和感觉,是医生们共同的痛。

正是在这一时期,我发现自己被从前的“舒适区”——文学重新吸引。作为曾经的语言专业学生,我习惯了在成长过程中有书相伴,

进入医学院后,我体验到了文字的缺失。《唐吉诃德》被《人体解剖图集》替代,我可以向后者寻求具体答案,但依然需要塞万提斯回答我难以确定的问题。比如,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忽视周围的生者和逝者?大脑截面图根本无法说明我的头脑如何工作,我需要内省的时间和空间。于是,开办读书俱乐部成为出路,定期读文学书逐渐成了一门课程。

在乔治敦医学院,我开设的文学鉴赏课旨在塑造学生们的价值观。我指定的必读书目表面上跟医学并无关系,我从不选择患者叙事、医生回忆录或有关疾病的报告。

那天晚上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小说《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》,这部作品描述了一个忧郁的东京人为了解生活怎样变得毫无意义,而试图追溯自己的过去。我们一道分析了主人公眼中那个没有色彩的世界,以及他的感觉跟我们的为何如此格格不入。

当夜,我收到一个学生发来的电邮。他写道:“我刚听说,一位我十分敬仰的导师自杀了。现在我仍然很难过。他之前被诊断出抑郁症,但看起来正常。”这位修习精神病学的年轻人担心:自己对导师的状况发生了那么严重的误判,以后怎么当合格的精神科医生?

今年上半年,我推荐了女作家凯伦·乔伊·福勒(Karen Joy Fowler)的《我们都在自己身边》。这部小说探讨了动物实验的道德问题。事后,一个大三学生谈起他在恒河猕猴身上进行实验的3年——他所服务的实验室进行的研究,引起了关于记忆和行为的突破性发现,带来了“大脑深层刺激”等新疗法。他说,“这些成功不是回答了道德问题吗?”

另一名学生却显得不开心,她对其他同学表示:“你们听说过专业受试者吗?他们的唯一收入来源是为各种不同的研究充当实验对象,这些人大部分是大学生或移民。我们不应该也谈谈用人当实验对象吗?”对我来说,这番发言起到了冲击效果。我走进那个班时,坚定地支持动物研究;离开教室后,我仍然支持相关研究,但成了素食主义者。

下了课,又一个学生走过来,说他在思考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的事情——后者将器官捐献给了这位学生的继父。“从上个月您给大家读了石黑一雄的《别让我走》,我的大脑一刻都没有停下。我想把他的经历写下来,之前,我一直视这个弟弟为陌生人。”

病房中的忙碌工作要求精准和高效,但我们在文学课上可以放慢速度,用不同的、更复杂的方式去探究人类生活和思想。文学课是思想的解剖实验室。我们藉此检验我们对文化习俗和冲突的成见,反思自身关于生活和工作的先入为主的观念。我更希望,聚精会神的阅读和充分的理解不再是每周一次的奢侈品,而是成为日常生活中可持续的事物。

美国《纽约时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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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不应该是奢侈品,而应该是生活中可持续的事物。对被繁重的工作所累,而无暇反思道德问题的医务工作者来说,通过文学鉴赏以自省显得很必要。

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一间教室里,我以女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(Emily Dickinson)的诗篇作为一堂文学课的开端:

以眯着的、探索的眼,

衡量遇见的每次悲伤,

想知道,它是重如我,

还是轻胜自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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