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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医40年,我对医学人文的感悟

《大平圣惠方》提到:为医之道,尽善尽美。“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。”是我们耳闻能详的一句谚语,给予了作为一名医生的使命与责任。

年轻时对医学的理解,医学是单纯治病的科学,我觉得如果能解除疾病的痛苦,一定就会得到病人的认可与尊重。所以在临床工作中,一心只想获得高超的医术和求得技术上的精进。多年后来发现,诸多疾病的治疗不是随着医生主观意志为转移就能治好的。有些病下了很大的功夫还是治不好,像器官衰老导致的疾病、肿瘤性疾病、错过了最佳时间治疗的疾病等等。临床经验让我发现:得病的人一般都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、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,这些压力加上躯体疾病,又给治疗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不确定性。当初单纯能治病救人的想法,并没有让我在病人面前表现的游刃有余、从容淡定。虽然我个人看似医患关系相处的还不错,可站在病人角度的同理心,这份自信总是培养不起来。这个问题困惑了我至少二十年。

一代大师林巧稚在查病房时,病人听到林巧稚来查房,刚才还哭闹的孩子立刻就不哭了,整个病房立刻就能安静下来。看到这个报道后,我思考这样一个课题——医学的本质是治病,还是治人?就具体的疾病而言,疾病是一个病理学的概念,可以把它科学化和公式化。但疾病的痛苦是在人的感知中表现出来的,同一个疾病会在不同人的身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。由此可见医学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,还应该具备社会性与人文性。医学直面的是人,更应该称其是“人学”。相对于探究外部客观事物,追求普遍知识的科学而言。中华文化讲医者仁心,主要讲的是医生的精神层面和心灵层面的感悟。正是医学的人学属性,世界上所有的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特殊性,用机械的治病模式来看病,就会漠视病人的内心感受和个人的情感与诉求。

早在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时期,由于对疾病的认知少,治疗手段也不多,医学的人学属性表现的最为明显,医生遵循的治疗宗旨是人自身的自愈力、语言安抚和不伤害原则。而伴随着机械论医学模式的快速发展,人类进入了医学科技高于人学的物理科学的阶段,技术成为医学的主要支撑手段,医生只拿数据说话,与病人面对面的交流时间越来越少。特别是在进入生物医学模式发展时期,病人失去了医者仁心的关爱,缺少了人文关怀的身同感受,即使疾病得到了治愈,病人也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。

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·托马斯曾坦言:他对医生本人不患重症感到“遗憾”。因为如果不是那样,他就始终无法体验病人的恶劣处境,始终无法真切地感受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难时的悲伤和恐惧、无奈与无助,自然也就无法“亲同己出、感同身受”的去呵护与体恤病人。医字的结构内有一个“人”字,一撇是技术的医学,一捺是人文医学的关怀与安慰。一旦有了医生的人文关怀与鼓励,病人所产生的信心与自愈力不亚于药物的治疗。这也是我几十年来行医的感受与经验。

由此看来,医生必须把病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,需要整体思维来治疗的学科;必须对医学作为“人”学的同理心进行换位思维。人类对疾病征服的实践活动综合了医学的科学性、艺术性和人文性,没有人文的医学只能是不圆满的医学。

荀子说:“水火有气而无生,草木有生而无知,禽兽有知而无义;人有气、有生、有知,亦且有义,故最为天下贵也”。在这段话里表达了一个重要理念,就是人为万物之灵,每一个人都有思想、有情感。医生要用仁爱之心去安抚病人的伤痛。医患关系中除了医疗技术之外,极为重要的就是人文关怀。病人需要从医生那里得到精神的安慰与战胜疾病的信心,医生也需要以人文关怀、视民如伤的情怀去呵护病人。虽然今天的治疗手段一时解决了病痛,但不代表明天这项技术仍然有效。甚至有些病,会越治越坏。所以,医生千万不要只关注技术,医学不是机械不变的数学公式,医学也不是技术高于一切,医学更不是唯疾病论。

每一种疾病都意味着痛苦,每一种疾病都是对生命的一种威胁。苦是被人世间所排斥的,不易被人接受;痛也是违背了常人的习惯,不符合人的健康常态。而疾病是苦加痛,疾病的苦融入了躯体,疾病的痛进入了精神,苦不堪言,痛难忍受,这就是被疾病困扰的真实写照。把医学看成是简单的防病治病,未免有些过于狭隘。医学更要凸显作为人学的价值和意义,它包括了人的本质和人的精神世界。疾病虽然在医学中占有重要的一部分,但它不是医学的全部,医学还涵盖了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历史、人与大众、人与文化和人与情感的相互关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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