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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脈——民族文化交融匯聚團結之花綻放昆明校園

原標題:文脈——民族文化交融匯聚 團結之花綻放昆明校園

  編者按:

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,雲南少數民族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。2015年1月,習近平總書記對雲南提出“努力成為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”的要求。親密融洽,成為雲南民族關系的注腳。

  雲南省聚焦民族教育事業發展,近年來各具特色的民族團結教育示范學校如雨后春筍般涌現。作為雲南省省會,昆明市積極探索、創新教育機制和教學方式,通過民族文化進課堂、民族微視頻輔助教學等形式,將民族教育融入校園,打造民族團結進步教育的“昆明樣本”。

  全國世居少數民族最多、跨境民族最多、特有民族最多……很難用幾句話來概括雲南省的民族融合發展歷程。

  經過“漢習樓船、唐標鐵柱、宋揮玉斧、元跨革囊”,從爨文化的形成,到南詔大理國的興衰,再到清朝的“改土歸流”﹔從“柳營洗馬”的志得意滿,到戰火紛飛的苦難……持續地碰撞、融合,26個民族文化最終都在雲嶺大地找到了發展、傳承的空間。

  “苗族住山頭,彝族住坡頭,瑤族住箐頭,壯族住水頭,漢族住街頭。”

  一支民歌,唱過半山。

  山復水轉,路途遙遙。

  時間倒回七百余年前。

  元朝,雲南第一座文廟在昆明落成,開廟學之風氣。昆明廟學推行民族平等政策, 各族子弟均可入學。

  在這裡,文脈就像一株孱弱的植物,從昆明多元的文化土壤裡發端,努力地生長。

  明朝洪武二十五年(1392年),朝廷在元江府設置儒學學校。隨后,這股“中原學風”吹遍楚雄、麗江等大部分地區。

  白族“皆尚諳書,習禮節”,儒家學風為其后世“詩書傳家”打下了堅實基礎。明嘉靖年間, 大理下陽溪人楊黼(白族)“讀五經書皆百遍”,“注孝經數萬言, 証群書”。

  而楚雄府彝族“更慕詩書, 多遺子弟入學, 今亦有中科第者”。臨安府(今建水) 彝族“俗尚詩書,郡治之近,山水明秀,所生人物, 俊偉者多。家有詩書……而科貢后先不發乏”。

  ……

  山野透出書聲,石上刻下詩篇。繁復的典籍對不識漢話的少數民族來說甚是困難,文脈卻以頑強的姿態,長出清晰的脈絡。

  隨著雲南文教事業的進展,士子日增。明永樂年間,雲南取得了在昆明舉行鄉試的資格,並建成了舉行考試的貢院。到清朝康熙四十七年(1708年),貢院的號舍已增建到4865間,嘉慶年間又增建了部分西號舍。孫髯翁在《辛卯觀諸生人圍》中,曾生動描繪鄉試的情景:“昆明仲秋選場開,珥筆觀光魚貫來”。

  在長達四百多年的歷史中,通過雲南貢院選拔的人才,源源不斷地送到中央參加高一級的會試,同時也從中選拔國家各方面所需的人才。據“明清進士題名碑錄”統計,有雲南籍進士950人,其中包括雲南歷史上唯一的狀元袁嘉谷。

  如今,仍可以看到座落在現雲南大學東陸校區內、保存完整的60間東號舍。沿著狹窄的樓梯拾級而上,咯吱作響的木地板,奏出一個時代文脈傳承的節奏。

  風雲際會,舊時代土崩瓦解,新的萌芽向陽而生。

  1908年,騰沖人李曰垓從京師大學堂畢業不久就被任命為永昌、順寧、普洱暨鎮邊直隸廳學務行總理,負責籌辦雲南的土民學塾。

  土民學塾是雲南少數民族新式教育的主要源頭之一,它以招收少數民族學生,尤其是邊境少數民族學生為主,“共創設土民學塾一百二十八所”,使邊疆少數民族“教化漸濡,既隱清其獷悍不訓之氣,又長養其營生之智識,而堅其歸依愛戴之心”。

  這份堅韌延續至民國。

  1928年至1939年,雲南省國民政府主席龍雲及其下屬教育管理者對教育都很重視,將特捐及卷煙稅扣作教育專款來使用,使雲南教育事業發展有了強大的財力保証。

  在昆明市盤龍區新迎第二小學校長武截斌校長參與撰寫、結題的課題研究論文《清末民初時期雲南的民族教育政策》中,用10余萬字呈現了波瀾壯闊的雲南近代民族教育長歌。

  從教會學校、新式學堂的出現,到雲南陸軍講武堂、東陸大學的建立﹔從袁嘉谷新訂中小學教材,到西南聯大存續文化火種……時間與文脈緊緊糾纏,於無聲處,復現榮光。

  轉眼,又是百年。

  今年9月27日,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,習近平總書記說,一部中國史,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,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、發展、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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